引言
在罗马文化史上，丝绸之路不仅为罗马以及整个西方带来了最珍贵的丝绸，还有包括冶铁炼钢之类高超技术，大黄、桂皮等新奇药材，和遥远东方古国的技艺、宝货、物产与文明信息。
而且不仅限于中国，同路而至的还有印度、中亚的物品，安息、阿拉伯的土产，更不用说经中国而联络的更远的朝鲜、日本以及南洋的印尼和越南了。同样地，对我们中国说来，丝绸之路也开通了一条面向世界的大道，真是天外有天，西边，西域意味着无限辽阔与新奇的世界。
我们看到了最远的“日入之国”的大秦，而在大秦与中国之间，日出与日入的大地之间，更有万国千邦，通过丝绸之路给我们不断带来丰富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成果。作为丝路两端的两个世界大国，罗马与中国，通过万水千山而联系起来的这“文化之桥”。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加惠于无数的邻国友邦，这在人类历史或全球历史的总格局中堪称独一无二。
我国学术界最近有人对它作过如下生动的形容：“丝绸之路是古代亚洲人、欧洲人在亚欧大陆上架起的一座具有商品交换、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等多功能的桥梁。是一条束在亚欧大陆间，象征着人类文明、进步和友谊的五彩丝绦。”
因此，当我们对罗马文化的考察走向丝绸之路这座五彩大桥时，我们的眼界将展向亚欧之间的广阔空间，将从欧洲展向亚洲，从西方展向东方。如果把丝绸之路理解为亚欧之间的交流大桥，那么对它历史的悠久和形式的多样的认识，都将随人们对其丰富内容的了解而逐渐深化。
丝绸之路或丝路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曾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时为年。后来德国学者赫尔曼在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路》中加以论证，此词遂得以确立并为学术界普遍采用。但通常了解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陆路，只是李、赫两人所指的那条从中国新疆经中亚至西亚的道路，可是丝绸之路也可理解为有丝即有路。
亚欧大陆间海阔天空，尽可有多条道路而使丝的西运殊途同归。因此随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丝绸之路实有三条大道，可分别称之为北路、中路和南路。中路即李、赫所指的那条，亦可称传统的丝绸之路；北路由我国北方经匈奴、斯基泰等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转中亚或高加索而入西亚，亦称原始的或早期的丝绸之路。
它的出现早于中路，迨中路开通，遂退居次位；南路经南海、印度入波斯湾而达两河流域，或入红海而达埃及，亦称海上丝绸之路。三路先后西进，涉及由西伯利亚到印度洋的半个地球，比前人理解的一条陆路广阔多了，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上，丝路形成的前因后果当可了解得比较清楚。
原来在亚欧大陆之间，从中国北部经蒙古、西伯利亚到中亚直至南部俄罗斯，万里平野中无高山大海阻隔，很早以来就是古代民族迁移活动长驱无极之地。来自东欧老家的印欧语系的民族，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由西而东，穿过它而南下印度，也东北行向而远赴阿尔泰一带，此即斯基泰各部族。
我国北部边境的众多民族，或称匈奴，或名丁零等等，也在这一地带的东边活动，与斯基泰相联结，这就是最早的、原始的丝绸之路得以建立的形势。因为匈奴可与汉人接触而得丝绸，斯基泰人则可与波斯接触而通于西亚。所以丝绸最早是无路而通，经游牧部族辗转交换之手而从我国中原悄然抵达波斯，其时至晚不过波斯帝国盛世的公元前5世纪。
从波斯传到希腊和西方，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样，丝绸便在罗马共和建立之年开始了搭建欧亚之桥的工程，当时罗马在整个文明世界还只是一极不起眼的小小城邦。关于北方的原始丝绸之路，可从两方面得其信息资料：一是现存的古代文献，另一则是新近的考古发掘，而后者是主要的。
西方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到丝绸的，恐怕要算犹太人的《圣经》，其中的《以西结书》提到上帝要为耶路撒冷城披上最美丽最豪华的衣衫，因此就要用诗的语言形容那世间最美的织物：“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后来上帝又说：“这样，你就有金银的妆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
两次都提到丝绸，并且是用了至善至美的颂词，完全符合丝绸在西亚出现时的那种至高无上的身价。有丝绸就会知道中国，无独有偶的是，《旧约圣经》中也最早出现中国的名称为“秦国”，它见于《以赛亚书》，并且也是用上帝赞扬的词句：“看哪，这些人从远方来，有的从北方来，有的从西方来，有的从秦国来！”
按犹太人自己的传说，《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都应写于波斯帝国之前，因为这两位先知据说是生于公元前8-前7世纪的人。不过，据后人考证，两书中与上引两文有关的部分是在波斯帝国时期写的，因此和我们前面说的情况相符。犹太人居然借上帝之口把丝绸提到那么高的地位，可见丝绸在人间的实际生活中必然只为皇帝宫廷和显贵专用。
波斯宫廷中既有丝绸，那么出使于波斯的希腊人以及为波斯皇帝服务的希腊雇佣军、医生、术士之流，当然也逐渐知道丝绸为何物。与此相连的是，希腊人也由此而知道东方极远之处有一个丝绸之国，丝国，他们称之为“赛里斯”,其中“赛”之名显然是从“丝”或“蚕”转化而来。
学术界对此虽有各执一词之争，但是在我们看来，无论丝、蚕都是来自中土并和丝绸有缘，因而将“赛里斯”义释为丝国是恰当的。一般认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到赛里斯的希腊人，便是曾在波斯宫廷作御医的希腊学者克泰西亚斯，他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来到波斯，于公元前至年间回归希腊，著有《旅行记》、《印度记》等书，惜皆已失传，仅凭后人引述而为我们所知。
其书现存片段中有关赛里斯人的部分只寥寥几句，且属荒诞不经之词，但赛里斯之名从此却传开了。对克泰西亚斯的书和现存残段，历来是有争议的，不少学者认为它们皆后人伪托，不足为信，因此赛里斯之名应在波斯灭亡后，希腊人的统治扩及西亚、中亚一带才真正传到西方。
这种看法若说与克泰西亚斯著作真伪有关，尚可商榷，至于有关赛里斯一词出现的早晚问题，却可从考古资料得到确证，也可从前引圣经文句得到旁证。因为写于波斯帝国时期的这段《旧约圣经》以“西尼”一语称中国，中译本一般译为“秦国”，但波斯帝国是存在于我国秦朝建立之前两三百年，虽然在秦朝以后将“西尼”译为秦是正确的并已成惯例。
但若认为在我们所说的这丝绸之路上的胡商个时期“西尼”意即为“秦”，此说却难以成立，倒不如说西尼之“西”与赛里斯之“赛”是同一来源，即取丝蚕之名而含丝国之意。据说公元前5到前4世纪的波斯古经中弗尔瓦尔神赞美诗也称中国为“赛尼”，则更可见赛尼、赛里斯、西尼三词之互为联系，恐怕它们都是从“丝国”之意转化而来。
如果此说不误，那么说“赛里斯”是在克泰西亚斯的时代首先被介绍到希腊，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何况考古资料已越来越多地证明波斯帝国已可从北方的原始丝路得到丝绸。这些考古资料主要是在原始丝路的关键地带，从中国北方经蒙古至南西伯利亚、中亚的一带发掘出土的。
我国北方的民族如匈奴、月氏等从春秋战国以来不断通过侵掠、交换和赏赐而得到中原丝帛绸缎之类，那倒是无需考古资料重新证实的，因为这类事实史不绝书，毋庸置疑。然而考古发现证实的却是人们从古史文献很难想见的新情况：这些民族文化联系之广、活动之远。也就是说，这些民族在当时实际起了联络中国和西方的桥梁作用。
结语
从20世纪以来，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各支流便时有中国丝绸出土的消息，例如坎坦达河沿岸便曾有镶金丝袍、中国丝织品之类在公元前的古墓中发现，被认为是这一代的斯基泰人通过匈奴等族交换而得。
参考资料：《丝绸之路史》
